不给歧视以生存空间

出自艾博维客——中国艾滋病博物馆

来源: 东方网 发布时间：2007-08-03

　　S君从新西兰讲学归来，朋友相聚，他讲了一些域外趣闻。其中有一例反歧视案件颇有意思。

　　一名妇女到新西兰清洁公司工作，公司将她安排到某医院做保洁工。医院的考勤由指纹识别门禁系统完成，于是要求她留下指纹，制作工卡。这名女工罢工，理由是在她的民族传统中，按下指纹就会失去灵魂，因此，她拒绝做丢失灵魂的事情。于是，医院将清洁公司告上了法庭。结果，法院判医院败诉。这名既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技能的弱者权益受到了保护，她的民族传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

　　反观中国，一向少有歧视诉讼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歧视，而是民众素来对歧视没有明确定义和概念。歧视者和被歧视者，在歧视发生时，甚至不觉得它是歧视，习以为常，视作理所当然。不是吗？非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歧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，城里人歧视农民工，官员歧视百姓，“精英”歧视“草根”，异性恋者歧视同性恋者，名牌大学生歧视二三流大学生，健康人歧视残疾、智障者，少男少女歧视翁媪……虽说时下口头上、书面上那种显而易见、明目张胆的歧视性语言、文字已渐行渐远，但隐形的、潜在的歧视现象却从未消逝过。对人的尊重或歧视的命题，并未因为祭坛上有像遇罗克（“文革”中因发表《出身论》而惨遭杀害）这样的人权主义者做了牺牲而已然结束，也许正相反，在更大的范围内，这个冲突愈演愈烈，甚至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，演变成一种习惯。无怪乎，前不久在广州第六届羊城“小市长”竞选征文中，不少中小学生认为要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广州，甚至认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来人口，“小主人翁”的歧视意识委实让人担忧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似乎无法要求所有人都消除歧视意识，但歧视绝对不应存在于制度上和政策上。从现实生活中看，那种以加强管理为名动辄设立行政许可、动辄设立职业许可（有的地方甚至要给收破烂的办理上岗许可）、动辄制定歧视性规定（如各地公务员招考中普遍存在的年龄、学历、户口等歧视）的行政行为，并不鲜见。这种歧视性行政行为往往以难以约束的力量剥夺、截留、削减、限制了人民（弱势群体当是首当其冲）的自由，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。至于高考政策上的地域歧视和某些“政治精英”将“双高（高收入、高学历）生二胎”作为“提案”堂而皇之地进入“国事”之列，早已被世人所诟病。按理说，作为公共产品生产者和提供者的政府，在免费教育、卫生保健、社会保障等制度和政策上，应当更多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，因为这将有助于加强他们的自保能力和竞争能力，有利于改善他们在机会利用上的不平等地位。

　　德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康德曾经说过：“你须要这样行为，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，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，总不把他当作工具。”从任何人类个体为目的，承认其权利和尊严，这是现代平等观念的真谛。历史和现实因素，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乏生而平等的观念。数千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早已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––这里既包括了生命的不等值，也包括了人格的不平等。同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的人，为何偏要分成三六九等呢？人们歧视的意识和行为是很自然发生的事情，反歧视却是要达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后的理智反省（顺便一提，赵本山以歧视残疾、智障者的小品在美国演出招来了严正批评，而在国内则为国人一笑了之）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亟需在全民中普及生而平等的理念，尤其让孩子从小就认识到反歧视的文明意义。“对尊长，勿见能，路遇长，疾趋揖”的《弟子规》之类的伦理教育固然不可或缺，但更应该让他们受到平等、自由、民主、法治思想的浸润。否则，若干年后的中国仍将会与西方文明国度有一定的距离。

　　我曾读过威尔斯的科幻作品《时间机器》，其中描述了人类分化为地上的“埃洛伊”和地下的“莫洛克”。它预言了一种基于遗传基因的充满歧视和不平等的反乌托邦社会。当歧视深入到人心和基因，反歧视自然也需要深入到人心和基因。惟有如此，人类才会不断然分成“埃洛伊”和“莫洛克”两类人，才会不给歧视以生存的空间，才会日臻和谐社会的至美境界。